中国经验是否适合所有国家？

众所周知，乌兹别克斯坦将扶贫上升为国家政策。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在纳曼干举行的第三届“从贫困走向繁荣”国际论坛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很自然，许多人想起，早在 2022 年初于北京的会晤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同意在乌兹别克斯坦引入中国在反贫困与反腐败方面的经验。然而，这样的引入在原则上是否可行？

几位好检察官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为何乌兹别克斯坦拟以中国经验来同贫困和腐败作斗争？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中国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界看来，腐败与贫困在中华大地几乎根深蒂固。腐败的横行被解释为千年传统所致，曾一度难以被中共铁腕所克服；贫困则源自 19—20 世纪外敌入侵、战争、起义与革命等多重灾难的叠加。

习近平于 2013 年上任后宣布的首批行动之一，正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倡廉行动。其要旨是在权力的各个层级严厉打击腐败，从高层到基层，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官吏。对情节恶劣的腐败分子，中国检方甚至判处死刑。当时在俄罗斯经济学界流传一则笑话：若要在俄罗斯成功打击腐败，不妨从中国请来几位优秀的检察官。

当然，那些年中国检察官在国内已足够忙碌。有人议论称，以反腐之名，习近平主席也在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但即便确有其事，普通民众并不太在意：近年来中国的腐败问题确实被压制得很厉害。

不过，也许更为引人注目且重要的，是中国的扶贫攻坚。2021 年，习近平郑重宣布，中国多年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彻底胜利，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事实上，这意味着中国终于建成了邓小平曾提出的“小康社会”。

于是问题自然而然浮现：乌兹别克斯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本土土壤上套用中国经验，即实现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所谈及的那些设想？

为此，或许有必要直接回溯这一经验。现代中国的扶贫起点通常追溯到 1978 年，即邓小平及其同志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之时。彼时据称全国有 95% 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到 2020 年，依世界银行评估，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了 8.5 亿以上。早在 2017 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称中国为全球减贫的纪录保持者。

无论如何，到 2019 年末，中国仍有 550 万人处于贫困之中。这个数字看似不小，但相对 14 亿人口仅占 0.4%。

这一史诗般的跃升之前，是长达四十余年的一系列计划与项目。在通往“富裕之谷”的漫长征途上，中国人需要跨越“五道山梁”（五个阶段、五个关口）。

五道山梁与八大支柱

第一道山梁（1978—1985 年）在于改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人民公社为特征的集体性财产管理被家庭联产承包所取代。第一阶段还引入了部分私有化，个体家庭可以自主决定在承包地上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此外，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市场，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在首个阶段的七年里，农民纯收入增长了 3.6 倍。解决温饱困难的贫困人口从 2.5 亿降至 1.25 亿。在此期间，贫困人口每年减少近1800万人。

第二道山梁始于 1986 年。改革仍聚焦农村最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三项主打计划是：贴息信贷、“以工代赈”，以及向贫困地区发放财政性补助。

至关重要的是，1986 年设立了统筹脱贫与发展的协调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LGPRD）。其省、地、县各级对应机构也在贫困地区同步建立。

与第一阶段一样，第二阶段鼓励被毛泽东时代所压抑的民间活力。信贷既面向企业，也面向家庭。“以工代赈”则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修路、兴修水利、改善饮水保障等。国家通过财政补助鼓励在贫困地区投资，重点投向技术、教育与医疗。同时，对最贫困县实行税收优惠。

凭借这些举措，1986—1993 年间，农村贫困人口由 1.25 亿降至 8000 万；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14.8% 降至 8.7%。

第三道山梁是“七年脱贫 8000 万人”的首个大规模国家规划（1994—2000 年）。

为给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国家每年拨出 10 亿元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1994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约 8.7:1），另有 10 亿元用于支持贫困家庭的优惠信贷。在“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三年内可享受全额或部分退税。政策性银行每年提供专项信贷支持贫困地区项目。经济发达省份设立扶贫基金。中央政府的扶贫年度投入同比增长 50% 以上。

该国家规划的实施，使农村贫困人口从 1993 年的 8000 万降至 2000 年的 3200 万。

第四道山梁是中国政府启动 2001—2010 年的《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纲要》。此阶段的三大路径是：乡村综合发展规划；劳动力培训与转移；在重点贫困县推进产业发展以缩减农村贫困。

其中，劳动力培训、转移与贫困县产业化尤为关键。彼时中国已是“世界工厂”，各类消费品走向全球。但对农民进行工业技能培训并将其吸纳进制造业，不仅可推动工业升级，也能带动乡村发展-乡间不仅发展农业，也兴建各类工厂，农业与工业并进。城乡迁移本为中国传统，但关键在于合理引导，将劳动力投向最缺人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不少岗位几乎是“凭空”创造。例如，出自名湖、带有天然纹理的奇石大受欢迎。天然奇石毕竟稀少，于是街头常见工人将普通石头打磨雕琢至与天然湖石几可乱真，随后用于美化城市景观。

在上述措施推动下，农村贫困人口由 2000 年的 3200 万降至 2007 年的 1500 万。

最后一道、第五道山梁，标志着 2011 年新《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纲要》的启动，目标是在 2020 年前使全国人口全部脱离贫困线之下。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为落实该战略，2016 年启动专门五年的规划，其中包括：

▪️ 通过发展农业与工业支持贫困家庭增收；

▪️ 对 1000 万生活在偏远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

▪️ 通过生态补偿政策帮助贫困家庭增加收入；

▪️ 通过强化教育与社会保障来减少贫困。

为增强基层社区能力，12.8 万个贫困村分别派驻来自中央、省、地（州）级部门的经验型管理干部。并动员非政府组织、高校和志愿者监测各类减贫项目。

经过持续努力，至 2021 年，习近平宣布中国全面战胜贫困。

除上述项目本身外，政治学者与经济学家还概括出“八大可靠支柱”，使得经济结构更高效、更稳健。这八大支柱包括：基础设施、易地搬迁、教育、医疗卫生、金融、创业、旅游与互联网。

昼夜不息地工作

现在或可考察，究竟哪些中国经验正在或可以在乌兹别克斯坦落地。乌中在改革之初都具有鲜明的农业国家特征，这是共性。但差异更多。首先，中国在改革之初乃至当下，始终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指导，国家对各项进程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其特征之一。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决策具有强制执行力。此外，2010—2020 年代的中国出现一定程度的权威主义强化，这也便利了国家推动宏观政策落地。

相反，乌兹别克斯坦近年宣示走向民主化-至少官方如此表述。在民主制度下，总统之言并非绝对权威，对公民生活的影响也被制度所约束。的确，很难想象因未完成五年期扶贫指标而将官员入狱的情形，但在中国，这并非不能设想。

第二个差异是时间。中国的扶贫规划以数十年为计量，持续实施四十余年。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在 2030 年前战胜贫困。如此短期内的目标可行吗？很容易说“不”。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设定远大目标。就像中国武术所言，欲击敌，须击于彼身之外。人生亦然：不树立大目标，小目标也难以达成。

中国在扶贫之初的主要优势是什么？庞大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乌兹别克斯坦也具备这些要素。只是其地理位置不如中国优越-内陆国无出海口，国土面积与中国相比亦较小。

其中一个缺点是腐败，就像在沼泽中一样，即使是最强大的举措也会陷入困境。两国在此处又出现共性。但在中国，腐败分子甚至可能被处以极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震慑。乌兹别克斯坦不具备如此强力的工具，该国早在 2008 年就已废除死刑。尽管如此，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以极高强度反腐，不仅动用执法机关，也广泛吸纳非营利组织参与。这很好理解：从欧盟、美国到中国在内的各大合作伙伴，都强烈希望其投资与赠款用于实事而非落入官员腰包。

上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曾有一种误解：官员“吃饱喝足、捞够了”之后，一切自然会步入正轨。然而事实表明，“捞够”是不可能的；腐败是无底洞，可以吞噬一切资金。

在扶贫方面，中国尤其奏效的一点，是释放公民的私人主动性。中国人钟爱的多样化私人企业几乎让国家“从跪地而起”。熟悉中国人的人知道，多数人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人可以 24 小时连续工作，不分昼夜。

普通乌兹别克人是否准备好作出这样的牺牲？他们更看重收益，还是从容的安逸生活？从对外务工可以看出，该国拥有相当勤勉的群体。但建筑工或农民的勤劳，与企业家的执念并非一物。在中国，十之九人愿做生意，并为利润而昼夜不息；在乌兹别克斯坦呢？

曾有一位哈萨克制片人说，哈萨克人是骄傲的民族；如果工作不合心意，宁可饿死也不做。“若是对所有工作都不感兴趣，那怎么办？”有人追问。他答道：“哈萨克人-是骄傲的民族！”

乌兹别克斯坦人同样骄傲。他们对此会怎么想？

你们富裕，我们也想要

在前述第三届“从贫困走向繁荣”国际论坛上，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阐明了共和国“从贫困到福祉”方案的主要优先方向。

首先，总统指出，目标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安置到某个岗位，而是要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去年，得益于 350 亿美元的投资，新开业企业超过 9000 家，创造了约 30 万个高收入岗位。此外，国家为企业家创造条件，而企业家反过来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其次，高质量教育是长期减贫的主引擎。共和国将确保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全面覆盖学前教育；此外，他们学习外语与获取职业技能的 80% 费用将由国家承担。

第三，扩大女性的社会参与。当下为女大学生提供免息助学贷款，也有机会免费攻读硕士。2024 年为支持女性创业拨付 15 亿美元，计划到年底为 200 万女性提供稳定收入来源。

第四，特别重视医疗健康。为低收入家庭配备责任医生，每年进行综合体检。通过免费药品与保障性服务包，居民医疗自付支出减少一半。

第五，强调社会保障。改革框架下设立国家社会保障署，各市区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因孙”（Inson）。结果是，去年有 270 万居民获得了支持。

第六，基础设施成为降低多维贫困的关键。超过一千个条件艰苦的马哈拉（社区）纳入基础设施改善、就业创造与创业扶持计划。本年度为相关需求拨付 4 亿美元；同时推进供水、公路、学校与幼儿园建设项目。

第七，超过 70% 的政府支出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举措需要巨量资金：发展中国家每年支出逾 4 万亿美元。因此有必要构建更高效的全球减贫金融架构。

上述任务合情合理，几无争议。但值得深思的是，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答案很简单：都需要政府进行巨额投入。然而，国家的钱袋并非无底，因此必须寻找额外资源。最直接的路径似乎是争取国际资助者支持减贫。

中国亲历了这条道路，似乎是十分合适的伙伴。问题在于：以何为交换来获得这些资金？以矿产资源、以政治上的友好，还是单纯以贷款形式？

但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本就友好，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国所需的矿产资源也在两国的正常贸易框架内供应。新债不想再借，因为终究要付息偿还，而钱本就不多。至于政府的扶贫投入何时回本、何时能形成财政收益，也未可知。

或许可以诉诸传统手段-对强大的邻国表达赞美与钦佩，从而获得支持？但“我们看到你们强大富裕，也想变得一样”这类表述是否奏效？恐怕未必。中国并不需要另一个“中国”，而是需要其轨道上的伙伴与跟随者-“一带一路”正是为此而设。

这是否意味着无法在实践中激发中国的兴趣？也未必。中国是可以被打动的；即便在如此敏感的赞助问题上，也可能争取到一定的善意与配合。但这需要成套安排，既要契合当下中国的国际战略，也要理解中国社会心理，以及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心理与抱负。此事不易，却并非不可为；但必须由真正懂当代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来承担。